政治与道德的神话

斯考切波也充分注意到了革命除了武力的较量以外，还需要革命意识形态的装饰。任何革命，如果仅仅是依靠暴力与恐怖，而不诉诸自由、民主、人权、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富有感召力的政治词汇．便不可能获得其稳定的合法性来源。作者通过对三个国家革命中的政治动员的考察，发现马列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等革命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普世特征，能够允许和鼓励不同背景的人们．以同志或公民的身份协力合作，同时也迫使政治精英们积极宣传，发动民众参与政治斗争活动．这些革命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世俗的极权主义的外观，给信仰者提供了运用各种手段在世界上实现最终政治目的的合法依据——这些目的包括"实现公意"和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等。
关键的问题在于，革命意识形态要发挥其号召的有效性与实际的战斗力，就必然会编制一整套排他性的民粹主义的革命神话，而这种整全性的单一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自然就不可能容忍自主的反恩性的革命者存在．它所造就的只能是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的革命传声筒，这虽然在短期里有助于革命政权得到稳固．但由于扼杀了个体性与多样性．其实也就剿灭了创造性，最后也就毁灭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而革命与道德之间存在一种复杂而纠结的关联．革命试图造就斯道德的同时．其实在毁灭建立在社群主义与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对于中国、法国和俄闺革命来说。造就有道德的"公民"和"同志"都是极有蛊惑力的政治激情的来源，但正如阿伦特分析法国大革命所指出的那样，从卢梭的民族之 "普遍意志"的理念，演变成罗伯斯庇尔所揭示的伟大不朽之立法者所需要的廓然大公，无私无欲的革命美德。
同时，这种美德在受剥削与压迫的悲情、怜悯情绪的催化之下，很容易变质，成为一种极端的政治道德主义，以及迫害政敌的手段。因此这位伟大的立法者便成为绝对美德的化身而得以名正言顺地指控"道德腐化"和"道德伪善"为人民的公敌。以此为名塑造内外的敌人，并依此打造内在的"同质划一"。"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政治口号也成了法国大革命对美德的诉求的东方回响，所造就的恰恰是一个连基本的道德都沦丧的社会文化。
斯考切波认为，由于中、法、俄的国家力量、阶级结构、历史传统、国际背景与革命领导集团的差异，这三个国家的革命尽管存在种种历史的相似性，却也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后果："法国革命的后果是出现了职业化官僚的国家．与之相伴的是统一市场的完全出现与资本私有产权的兴起，并且得到有效的保障．苏维埃政权则形成了一种混合型政体：一方面是以政党的名义实施的独裁与强制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又拥有职业化官僚的、等级关系严格的行政架构，与资本主义相去不远。中国革命缔造的国家无疑是高度集权、彻底官僚化的，但同时又能发动广泛而深入的民众动员"
事实上，这种社会动员与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井非如作者所想象的那样相博益彰，而是因为一系列乌托邦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大跃进、"丈化大革命"等)与务实的政治理念的冲突，导致新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截至目前都一直无法落到实处。